谷都派出所到家里绑架我、不明不白关起来的犯罪行为暴露以后（2013-2016，见附），主动配合中共政府害人犯罪的外国财团——《法国法孚集团》（www.fivesgroup.com，以下简称《法孚》）也暴露了。主动配合中共制度害人犯罪的《法孚》是中共害人制度的帮凶，起到了掩盖了中共制度性迫害罪行的作用。
在《法孚》工作时（2008年）的点点滴滴又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我亲身经历的那些在当时无法解释的“怪事”也都找到了答案。
谷都派出所是中共制度的一部分，因此派出所犯罪就是制度性犯罪。谷都派出所一个派出所暴露了就等于全国所有的派出所都暴露了，中共整个制度的犯罪本质也就暴露了。多年以来不论我在哪个城市找到工作，他们都能找到我，强制我失业。因为是制度性犯罪，全国都有公安（害人）机构，全国联网。我这些年找到的工作至少有十几、二十份吧，都被强制失业了。有些公司，比如《法孚》，还在工作过程中精心设计圈套折腾我，然后主动给我一点赔偿金，强制我失业，也都是在主动配合共产党的制度性害人犯罪吧！
根据观察，在派出所上班的没有好人，警察本身就都是些败类、渣子——社会的垃圾，流氓成性、恬不知耻，没有正常人的思维，派出所里的便衣特务更是垃圾中的垃圾。就是派出所具体管这些特务，中共的邪党制度也是通过全国联网的派出所具体管这些特务和做害人的具体事情。这样的《垃圾人》进入正常经营的公司也不会做正常的工作。他们虽然有雇员的公开身份，也必然要按照中共公安的（犯罪）计划折腾受害人、迫害受害人，中共公安的特务走到哪里，那里就会《礼崩乐坏》。我在本文中要详细写出具体的特务和特务们的具体犯罪事实。
在谷都派出所彻底暴露之前，我不知道《法孚》内部安插有大量派出所来的狗特务，我也不知道我周围的这些人是为故意害我而来。但是他们（指派出所来的特务们）自己知道啊，他们当时就知道自己是来害谁的，只是没有一个人说过一句真话，渣子们的保密意识倒是很强，完全都是受过专业训练的、故意来害人的便衣特务。我作为受害人没有教训可言，我只是将计就计找工作、干工作，我本人没有任何问题，一直到派出所绑架我、关起来不也没挑出我的任何毛病吗？！
一、【我的入职程序合法，特务偷文件时偷走的是烟幕弹】
1、〖工作概况和我本人的情况〗
我只在公开发布的招聘信息里寻找工作，并依法依规签订劳动合同，我走的是正路，就算遭遇圈套，我也只是将计就计找工作、干工作。经过公开招聘、面试合格后，本人于2008年2月进入《法孚》工作，签订劳动合同，工作岗位俄语翻译。合同履行期间，本人按公司规章制度及上级分配的任务进行正常工作，本人无任何过失。
无过错不辞职，我本人从未写过辞职报告。我工作干的好好的，我从未表达过离开的意愿。《法孚》公司单方面违约，强制我失业。
《法孚》公司人力资源总监——占据高位的中共特务蔡淑超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并在不给办理任何合法手续的情况下把我赶出公司。我本人未被允许签署任何一份关于终止劳动合同的法律文件。
我34岁（当时，2008年），女，职业翻译（俄语），专业出身，水平足够，善良正直，品行端正，人格健全，身体健康，作风正派，我一生堂堂正正，出淤泥而不染，我本人也没有任何不光彩的历史。
2、〖我的入职程序合法，有效的法律证明文件留存在一个安全的地方〗
2008年2月，经公开招聘、面试合格后我入职法国法孚集团“斯坦因（上海）工业炉有限公司”（FIVES STEIN (SHANGHAI) INDUSTRIAL FURNACE CO.,LTD，以下简称“上海公司”），公司地址：上海市宝山区蕰川路1398号，公司网址：www.fivesgroup.com 。我的工作地点是上海和俄罗斯的斯塔夫罗波尔州，项目名称：俄罗斯“YugRosProduct”公司浮法玻璃生产线热端，250吨/日。我的职位是俄语翻译（生产线建设现场），承包商-《法孚》，分包商-《上海公司》，我做的具体工作是在分包商“上海公司”在国外项目上（俄罗斯境内）现场翻译（技术翻译），就是为“上海公司”外派的指导专家做现场翻译。
我是法国总部的代表直接面试的，我的工资由法国方面单独结算，并签订了劳动合同，给我的《工资确认函proposal》上有具体的工资数目，有法国代表的亲笔签名和“上海公司”的公章。
这其中有一个故事，面试后当天就告诉我被录取了，第二天当面给我《工资确认函》。当时法国代表（上海公司的财务总监）把带有亲笔签名的《工资确认函》递给我的时候，我看见上面没有公章，就让她给我补个公章，她当时蛮不开心的说“欧洲国家就看签名”，意思是不用公章，可能还埋怨我不够看重她个人签名的权威。我当时比较坚持“这里是中国，中国国情就是这样，就看公章”。呵呵，现在看来我的坚持很有意义，所以我的这张《工资确认函》是带有双重确认的：签名和公章。入职后又按照中国的法律规定签订了《劳动合同》。
《工资确认函》和《劳动合同》这两份有效的法律文件我保留至今。一年后我遭受共产党特务的强制失业的迫害离开这家公司。我走时公司的一个经理对我说“法国人没辞退你……”。
3、〖特务偷文件：特务从我家里偷走的是“烟幕弹”〗
谷都派出所特务（或后妈潘晶——共产党烂逼书记）曾经到我家里偷走了一份《工资证明》，什么时候偷的我不知道，我是后来才发现的，我发现时大概是1-2年之前，就是第一次被绑架后，我回家以后有一次整理文件时发现少了一页《工资证明》。后妈潘晶早就准备这样造谣了，她不择手段破坏我的工作，又偷走了能证明我收入的文件，就是为了造谣我狗屁不是、靠她养活，为进一步迫害我制造“借口”。
但是，天意弄人吧！潘晶偷走的那张《工资证明》是没有任何法律效力的“烟幕弹”，真正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反而没被偷走。我讲一下具体情况。
我被强制失业迫害以后，不得不重新找工作。2009年4月，经过网上公开招聘，笔试面试合格，我被公司录取为正式员工，合同期限三年，职位俄语翻译；公司名称：嘉汉板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Sino-Panel (China) Invesements Limited）；公司地址：广州市东风东路767号东宝大厦2003-2008，1905-1906室，1711-1712室；这公司实际上是加拿大上市公司“嘉汉林业”（www.sinoforest.com ）的附属公司，公司多个高管同时在嘉汉林业上班，以下简称“嘉汉Sino-Forest”。我在“嘉汉Sino-Forest”工作8个月，于2010年1月被强制失业迫害而离开公司。
我离开公司后从公开渠道获知：2012年在多伦多上市的“嘉汉林业”(Sino-Forest)在遭受欺诈诉讼后破产，此后其会计师事务所“安永会计师事务所”不承认自己存在违法行为，但同意支付1.178亿美元的和解费，这将是加拿大历史上数额最大的一笔涉及审计纠纷的和解费。
我进入公司时不知道这家公司是为共产党朱镕基洗黑钱的党公司，是潘晶的主子——朱镕基的公司。我走正路入职的（如上所述）。入职当天“嘉汉Sino-Forest”要求我提供上一家工作过的公司的《工资证明》！！！听听，这公司还管得着上家？！当时不止是我奇怪，连“上海公司”的P经理都拒绝这个要求。按正常我离开上一家公司了，就跟人家没什么关系了，人家怎么“证明”我的情况呢？因此“上海公司”的P经理当时就不同意给我开出这个《工资证明》，我是找了以前的总监为我说情才开出的这个证明。
这个《工资证明》是没有法律效力的。这一页证明上的落款日期是2009年X月X日，这个日期我已经不在“上海公司”，我到新公司上班了，我跟开出此证明的“上海公司”一点关系都没有了。难道一个外企有资格证明一个与其毫无关系的中国人的任何情况吗？简直笑话啊！
那么为什么这样一个毫无法律效力的文件会被潘晶的特务当成“重要”文件偷走呢？很简单呐，这个文件上写有我的工资数额，潘晶以为偷走这个文件，我就死无对证了，无法证明自己的收入水平了。就算警狗、法院也得以潘晶的造谣（指她养活我的说法）作为迫害我的依据了。
真正的《工资确认函》的标题上带有英文单词proposal，而且字迹较潦草，特务大概没看懂，也就没偷这一页。而假的《工资证明》是打印出来的，“一目了然”，潘晶的特务以为偷对了文件，所以就没有翻查其他文件了，反而使得那两份真正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得以留存。
那份后来才开出来的毫无法律效力的《工资证明》客观上起到了“烟幕弹”的作用。
我整理文件时发觉少了一张，也引起我的警觉了，我就把这两份有效文件另放别处，保留至今，放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因为这两份文件上均有大量个人信息，不便公开，如果诉诸法律肯定可以作证）
无巧不成书吗？！这样的“巧合”人力安排怎能达到？！天意啊！我现在花的钱就是我多年的工资储蓄。我独立生活多年，我住的房子是我自己买的，吃、住、用的都是我自己的，我与家人极少来往，谈不上家庭矛盾、个人恩怨。共产党公安（谷都派出所）以《家属配合》的卑鄙手段也害不死我。谷都派出所不要脸！我爸不要脸！潘晶不要脸！共产党害人制度里的一切走狗都不要脸！
二、【我堂堂正正的工作，我的工作很有意义】
《上海公司》是法国《法孚》独资公司，而《法孚》集团在法国有140多年的历史，《法孚》于2007年收购了《上海公司》的全部股份，成立了《法孚》独资的《上海公司》。我们工作项目的地点位于俄罗斯高加索地区，属于俄罗斯的欧洲部分，中国人去现场指导欧洲人的工作，这在《法孚》140多年的历史上是第一次，我想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也是第一次吧。法孚由此确认了《上海公司》的分包商地位，使中国人成为国际竞争和合作的主体的一部分，处在关键岗位上的我在《法孚》的工作是有益于中国社会的。
如果我们这第一次的工作效果好，那么将来另一个钢铁厂项目（俄罗斯境内的）也不成问题，因为法国方面已经把合同签了，并把《上海公司》初步确定为分包商，到时候我这个翻译还可以去那个项目上工作。因为法国方面已经把合同签了，因此我的工作岗位是长期需要的。
三、【辞退程序违法：占据高位的狗特务蔡淑超强制我失业】
2008年12月底，我刚从俄罗斯回国。打入《法孚》内部，并占据高位——人力资源总监的派出所狗特务蔡淑超就把我“赶出公司”：没有为我办理任何合法手续，只让我签了一个退还文具和文件的清单，这个清单只为《上海公司》内部记录使用，没有法律效力，也不给我本人。就算是按照中国现行的《劳动合同法》的规定，辞退也是有法定程序的，要依法依规办理辞退。
无过错不辞职，我本人从未写过辞职报告。我工作干的好好的，我从未表达过离开的意愿。《法孚》公司单方面违约，强制我失业。
蔡淑超给出的理由是“项目无限期延期，不再需要翻译”。但事实恰恰相反，项目并未延期。由于核心技术完全属于法国方面，即使没有《上海公司》参与，法国方面依然有能力组织正常的工作使得生产线按计划竣工。此生产线在稍后顺利建成，并投入正常生产，详见视频：http://r-glass.ru/video/view/1。建成的生产线很漂亮，即使我无法全程参与也感到开心。这也使得“无限期延期”的说法根本站不住脚。
蔡淑超给出的理由与《法孚》最初传达给我的“长期需要（翻译）”的信息也是相反的。蔡淑超根本不是在执行《法孚》的用人原则。是什么原因促使蔡淑超在《法孚》的高位上违背本企业的原则？除非她根本就不是《法孚》的人！事实证明，蔡淑超是当地派出所的特务，不懂法律也不遵守任何法律，她都不会办正常手续，她也不想办手续，《强制失业》迫害——不惜违约也要害人（指我）才是特务真正要完成的“任务”。由于我的离开，即关键岗位的人员变动，《法孚》也没有给《上海公司》继续分包后续的项目，不再承认《上海公司》的分包商地位了，只是从中国购买廉价的设备和材料而已。
没有允许我签署任何一份终止劳动合同的文件。
四、【我不知道这些圈套是为故意害我而精心设计】
如果不是亲身遭遇，我不知道迫害好人的方法有这么多！我不知道这些圈套是为害我而精心设计，也不知道我周围的这些人是为故意害我而来。但是他们知道呀，特务们当时就知道要害谁，和怎样害。好人干不了特务这样的职业，只有派出所来的《垃圾人》才能干这样的工作。
1、〖这个小学毕业的特务没有地理常识，无意中暴露了身份〗
既然是一个这么有实力的公司，具有国际水准的公司，我自然认为在这家公司里工作的人都是有一些素质的。
由于我日常工作中需要使用公司的网络，必然要接触公司电脑部的雇员，这是正常的工作接触，我当时不知道这公司里已经布满了公安派出所来的特务，我以为随便找到电脑部的一个雇员都可以，他们都会做这种简单的工作，我当时就找了沈烈。沈烈在闲聊时的一段对话所暴露出的问题曾经让我疑惑了好几年。沈烈说：“我的一个同学去年暑假时去澳大利亚留学了”、“下了飞机一看那里是冬天，哈哈哈哈”。
沈烈是把这件事当成笑话讲给我听的。其实一点不可笑，稍有地理常识的人都知道“南北半球季节相反”——《当北半球是夏天时，南半球就是冬天，反之亦然，当北半球进入冬天时，南半球就进入夏天了》，我们中国在北半球，澳大利亚在南半球，所以我们这里的夏天对应澳大利亚的冬天，这是常识。这样的地理常识在中学就会学到，难道沈烈没读过中学？！小学毕业的人能在这样的国际水准的公司里工作？！
谷都派出所（绑架）犯罪暴露以后，多年前的这个困惑也就解开了。沈烈是当地派出所的便衣特务，就是《垃圾人》了。即便有了雇员身份，这份工作只为《垃圾人》提供一个公开的身份，当特务、折腾受害人才是他们的真实“工作”。
沈烈由于自己的“无知”在当时就暴露自己的身份，我当时把这当成一件“怪事”过去了。现在回忆这个“暴露”，更加确定了我的判断。当时不论我发现或者没发现，迫害都会继续进行，因为加害方是中共制度，我是受害人，已经到位和将要到位的中共公安特务们不会因为我发觉了就不再害我了。
2、〖造谣艾滋病，并把责任推给俄罗斯领事馆〗
大概在2008年的5-6月间，“上海公司”忽然换了总经理，新的总经理叫尚彪，据说是部里下来的，还没有退休。在职的中共政府干部在外商独资企业里担任总经理？——编“瞎话”都编不圆满。2008年7月税务局进入公司查账并罚款。中国通常是这样，查账的目的就是罚款，在这里罚的是法国人的钱。但此事发生在新总经理入职后一个月，也表明尚彪不是《法孚》的人，总经理能勾结政府部门罚自己公司的款吗？！尚彪也是当地派出所来的特务。
按工作计划我们需要办理签证赴俄罗斯现场工作，这本来是非常的工作安排，而中共特务就利用了这个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表演了一幕造谣及栽赃我有艾滋病的闹剧。
2008年7月我被公司管理层告知要想办理赴俄签证必须提前体检，而体检的项目里包括“艾滋病检测”。当时在场的几个同事大哗，哪有这样的规定呀？而公司一再强调这是俄罗斯方面的规定，凡是申请俄罗斯签证的必须持有“没有艾滋病”的检测报告，不然就不受理你的签证申请。还说指定体检的医院是“上海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地点：上海金浜路15号（原哈密路1701号）。我记得，当时整个办公室都很疑惑，我就拨打了俄罗斯驻上海领事馆的电话询问相关规定，领事馆人员回答说“这是你们国家（指中国）的医院规定的，不是我们说的”，还说“我们（指俄罗斯）没法指定你们国家的医院，都是你们自己国家（指中国）的政府指定的”。你看看这不就对不上号了！！我当时就感到奇怪，怎么公司高层说的话和俄领馆说的话完全相反！
我收到检测报告后去领馆递交材料的时候人家果然拒收这个艾滋病检测报告，还拒收了健康证和一张很大的X光肺片；签证官甚至连看都没看一眼这些体检材料，因为俄罗斯方面根本没有要求过任何体检，因此这份检测报告和健康证至今还在我自己手里，而没有作为申请材料被俄领馆留存。中共特务趁我出国的机会组织了一次强制体检，大有不检出点毛病不罢休的势头，还把这不合理的强制检查的责任推到俄罗斯领事馆的头上。
体检时抽了两大管血，可见检测项目之多，除了“艾滋病”项以外，还有“梅毒初筛”“乙肝表面抗原”“丙肝抗体”“结核抗体”，甚至还有一些毒品的检测，如“吗啡MOP”“安非他命AMP”“可卡因COC”“大麻THC”“甲基安非他命MET”，大概还栽赃过我吸毒？当时，都说是必检项目，现在看来这些都是栽赃的项目，栽赃的病还真不少哈！就是巴不得我早点死呢。
这幕闹剧可以核实的环节是很多的。能查到俄罗斯领事馆（上海）电话录音的可以查一下，看我当时是不是打过这样的电话，他们当时是不是这样回答的。我当时是用俄语问的，俄国领事馆是用汉语回答的，我想是因为这是为俄方免责的重要回答，他们必须要用汉语（我的母语）说的很清楚才行。也可以去那家医院咨询一下，有没有强制检测艾滋病这一说法，还是出于什么原因和目的才检的。还可以直接打电话去公司问问，核实一下是不是真的发生过这么一出闹剧。反正很多细节都是可以核实的。
顺便声明如下：本人正直，善良，成熟，稳重；作风正派，身体健康、品行端正、人格健全；专业出身，水平足够；大忍之心，大德之士。
3、〖俄罗斯机场的工作人员并不“尊重”中国特务〗
按工作计划，2008年10月我们赴俄罗斯现场，为期3个月。我们小组包括我在内一共三个人，我是翻译，早就确定下来了，另外两个人是班子定的还是什么人定的我就不知道，我们这个小组出国之前一次会都没开过。另外两个成员，一个是退休反聘的原秦皇岛耀华玻璃厂车间党委书记老杨，一个是总经理尚彪的心腹许长江，许长江的公开分身是项目经理，此二人赴俄的职务是现场指导专家。我当时想，我们出发前一次会都没开过，总该碰个头在一起说说话再出发吧。出发前一天（2008年10月4日），我和老杨在办公室等了许长江一天，他都没出现。到了晚上八点许长江给我打电话，听起来他是喝醉了，他说，现在他有时间可以到办公室谈谈。我就跟他说“算了，太晚了”。2008年10月5日一早我们一行三人就出发了。此时，许长江坚持要提前两个小时到达机场，我们都认为没必要，提前一小时就足够了。许长江为什么对我们之间的交流很回避，而对去机场很积极？
到达莫斯科的谢列梅杰沃国际机场时，发生了一个小插曲。我们三个人随身携带了几只大箱子。机场提取行李时，许长江让我去找一个机场的工作人员来帮我们搬运行李。我就去找机场的人，很快就有一个穿制服的“机场工作人员”出现在我们面前，我就请他来帮我们的忙搬运行李，这个人意外的对我说“你们有男人吗……”。那意思是让一起来的老杨、许长江搬箱子呗，就是这个意思呗。呵呵！！！
莫斯科机场的人表现出来的态度是不帮忙，其实是对中（共）国乘客的不尊重，实质是对中国特务的不尊重。在当时我都不知道老杨、许长江是特务，俄国方面就知道了，并清楚的表达了这个态度。
4、〖中共公安在俄国收买和吸收的特务——SU785航班的空中小姐〗
这次行程确实遥远，需要在莫斯科转乘航班才能到达工作地点。具体路线是：上海-莫斯科，航班号SU528（2008年10月5日）；莫斯科-矿水城，航班号SU 785（2008年10月6日）；俄罗斯航空公司aeroflot（俄语：аэрофлот）联票。我们10月5日早上从上海出发经过10小时的飞行晚上到达莫斯科。10月6日早上从莫斯科飞往矿水城（г. Минаральные воды）。其实，斯塔夫罗波尔（г. Ставрополь）比矿水城离我们的工作地点更近，我当时很疑惑，为什么选了远一点的机场落地呢？因为着陆以后的车程多了俩小时。
同样，订联票也没有通过我，是什么人订的票也没给我知道。SU785是从莫斯科飞往土耳其的航班，我们三人必须在中途下机，也就是我们的目的地矿水城（г. Минаральные воды）下机，否则就会飞到土耳其。出发前我的准备工作做的很充分，航班信息我都了然于心，但是并没有跟许长江和老杨提起我做了多少准备工作，因为他们两个根本没兴趣问我，许长江甚至连碰头会都不来参加。快要降落的时候，SU785的一个空姐“碰巧”停在我们的座位附近，这个空姐是白种人，高个，亚麻色头发。许长江就说“你（指我）问一问她我们什么时候到？”，我就说：“马上就到了，还用问吗？”许长江坚持让我问空姐几点钟到矿水城。我就想再确认一下信息也无妨，但是，当问答开始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件事不是这么简单了。（以下对话为俄语译文）
我：“请问，几点钟到矿水城机场？”
空姐：“我们的航班将先降落一次，然后再起飞，再降落。”
我：“我问的是，到矿水城是什么时间。”
空姐：“我们的航班将先降落一次，然后再起飞，再降落。”
我：“那我们几点钟到矿水城呢？”
空姐：“我们的航班将先降落一次，然后再起飞，再降落。”
我：“这一站就是矿水城，对不对？”
空姐：“我们的航班将先降落一次，然后再起飞，再降落。”
我：“我问你这一站就是矿水城，对不对？”
空姐：“我们的航班将先降落一次，然后再起飞，再降落。”
这时，我察觉到这空姐是故意的，但是她的目的是什么呢？原因又是什么呢？我当时来不及想，就直接问了旁边的几个乘客，我刚张开嘴的时候，几个乘客就主动告诉我了“这站就是矿水城站”。原来，我跟空姐“过招”时，人家都早已经听懂了。我们下了飞机后，那个空姐还从机上探出头来看我们，似乎在给什么人使眼色。
这个空姐显然是针对我来的，表面上看是回避我的询问，甚至给出误导信息，实际上显然是要否定我的俄语水平，企图“制造”一个事实证明我说的俄语她听不懂，导致下错飞机的“重大工作失误”。但是，她忽略了一点，飞机上很多乘客都是俄罗斯人，他们都能听懂我说的俄语，为什么独有她听不懂，这明显是个失败的圈套。这个空姐的这种做法显然不是个人行为，她目的明确，手法熟练，显然是有所准备而为。看事情本身，空姐没可能成为受益人。因此，可以确定是有人设计了这个圈套，空姐自愿被人当枪使。动用空姐做这样的事情需要俄航管理层插手指派她这样做，而勾结俄航的管理层人员至少需要动用中俄双方官方层面上的关系，许长江显然不是这种手眼通天的人。对于此事的操纵动机和手段，我曾经疑惑了一段时间。在俄罗斯现场工作期间，许长江和老杨多次提到信义玻璃工厂的建设情况，非常自豪。我当时没多想，一个人对自己干过的工程项目感到自豪这很正常，我不会多想。几年后我在海外的媒体上得知信义玻璃的老板李贤义是新任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的亲家，我才恍然大悟，老杨和许长江不是在对过去的工作成果感到自豪，而是表明他们和高官有关系，也就表明了总经理尚彪的后台是张高丽这条线。
派出所是中共害人制度的一部分，派出所害人就可以动用官方的资源，这样就合理多了，中共为了派出所特务能完成害人（指迫害我）的任务，通过俄航收买和吸收这个空中小姐作为特务使用。怪不得舍近求远选择了这条航线，怪不得许长江那么积极去机场，他知道有这样一幕，因为是特务们的统一行动。
5、〖特务们贬损翻译的圈套都失败了〗
在俄罗斯工作期间，许长江多次否定我的水平，最后我实在忍不住了就说，你根本不懂俄语，你怎么知道我的俄语说的好不好呢？俄语里有一个颤音很难发，这一点在全世界的语言圈子里都是知道的，但是我的发音很好，比当地的俄罗斯人发音更清晰，许长江就说，俄罗斯人现在都不发这个音了。我觉得又生气又好笑，俄语是联合国的工作语言之一，是一门传统的语言科学，你许长江算什么，还想改一改别人国家的语言吗？后来他又让我写点俄语材料，企图从俄语文字水平上否定我，他没想到我写出来的俄文，俄罗斯同事当场就说“Красиво пишет”（写的漂亮）。文字材料大概写了几次吧，包括手写和电脑打字。俄罗斯方面给的评价都很高，许长江大跌眼镜，因为他根本就无法从专业水平上否定我。
11月总监从上海到俄罗斯现场视察的时候，许长江汇报说我水平差，空姐听不懂我说的俄语，险些把他们两个人领到土耳其去上班。看看，暴露了吧！许长江事先知道SU785的停靠站和到站时间，他什么都知道，那还坚持要求我问那个空姐干什么呢，这目的不是昭然若揭嘛。我就说：“如果说我俄语水平不行的话，为什么机上的很多俄罗斯乘客都听懂了，唯独那个空姐听不懂？”这件事甚至在回国后人力资源部经理也提起过，我也是同样的回答。这后两次的渲染“空姐事件”，更证明了这个圈套是中共特务们大费周章搞出来的，即便是个失败的圈套，也要拿出来反复栽赃。
总监在俄罗斯现场视察期间，我们基本是一致行动的，即一起上班下班吃饭休息，其实就是一个工作小组。一天，在上下班的必经之路上，许长江忽然指着一家店对我说“你看看招牌上写的什么（俄语）？”我看了一眼说“手机”。许长江立刻精神起来说：“你错了，你俄语水平差。”我正在诧异之时，许长江说“我虽然不懂俄语，但我猜这家店是卖儿童玩具的。”我：“这个是靠猜的吗？”许长江说“不信咱们就进去看一看，我要让你知道你水平有多差。”我们进去一看这家店果然是卖玩具的。这时，许长江当着总监的面让我承认俄语水平不行，搞错了。我觉得又好气又好笑，就跟他们说：“其实，这很容易理解，这家店以前是卖手机的，后来改卖儿童玩具了，但是牌子还挂在上面，这种情况在现代社会是很常见的。你问我牌子上写的什么而不是问我实际上这家店是卖什么的。”总监听到这里哈哈大笑。我还让他们把招牌拍照拿回国给其他懂俄语的人看，到底写的是什么，我是不怕较真的。这次许长江又没得逞。但是许长江怎么能“猜”出来店里是卖什么的，还是他提前来看过，如果是提前来看过，那目的是什么呢？还不是因为他要设计这个圈套嘛！
纵观这几个圈套，目的当然是为了故意害我，但是，从中也暴露出一个很大的问题。特务们都是些渣子，而我是真正的翻译，我的水准是够用的，我的素质是特务们“望尘莫及”的，我不是显示自己，我是为了说明这个事实，中共制度培养出来的（派出所里出来的）狗特务们痴心妄想的想用外行贬损内行，想用渣子管好人，注定是要失败的。
6、〖中共特务歇斯底里式的流氓迫害行为：从我的工资里抽成75% 〗
贬损受害人（指我）的圈套失败后，派出所来的流氓渣子——特务们简直疯狂了，歇斯底里了。
许长江曾经偷看我的网上银行账户，知道我的月薪是多少。过程是这样的，到了俄罗斯以后，许长江等特务借口条件差，因为是建设现场，很多设施还不完善，电话和上网卡各有一个都在许长江手里控制着。我要打电话或上网的时候再从他那里拿出来。这样就给许特务制造了机会，有一次我上网查看我的银行账户有没有打入当月工资的时候，许长江站在我背后偷看到了我当月收到的工资数额。
我当时又觉得是“怪事”，按照许长江的公开身份——项目经理，他的收入应该不比我低，他为什么偷看我的月薪数额？！
而此后，许长江和尚彪所表现出的恶妒简直超过我的想象。
时间很快就到了12月，快要回国了，许长江依然没能否定我，看起来已经不可能否定我了，因为我在当地工作的时间越长，越熟悉情况，语言水平发挥的越好，工作效果越好。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回国之前几天，许长江跟我聊天的时候建议我把自己的工资降低到2500元RMB/月，以便成为长期员工，我当时的工资每月一万。我怎么听都觉得是在害我，哪有这样降薪的？我工作干的好好的，忽然间把我的工资降低了四分之三？而当时的对话我都记得很清楚呢。
我：“我这个职位是法国总部单独结算工资的，凭什么你说降工资就降工资呀，我干的好好的，上海公司也没理由降工资呀。”
许长江：“不用公司降你的工资呀，你自己下来。”
我：“什么意思？”
许长江：“公司不是有一些打杂的行政职位吗？就像张甜干的那样的工作，张甜也只有2500的工资，人家加上社保和公积金不比你的工资低。（2500不比10000低，这是什么逻辑？）你自己不当现场翻译了，去打杂，工资自然就低了。这得你自己去申请。
哦，要降我的工资，我还得自己下来。这是什么样的流氓手段呀。
当时觉得迷惑不解的事情，今天再看就一目了然了，许长江虽然有“项目经理”的公开身份，可他还是个特务。给他发工资的依然是当地派出所，他的工资应该不超过２５００吧，呵呵，他自己说出来的哈。或者特务们根本就没有固定的工资，害完人才给一次钱，有人还拿不到吧。特务们对正常工作的人都妒嫉的要死。
五、【看“贼”吃肉，也看“贼”挨打】
我离开后尚彪在2009年初派出了两个根本不懂俄语的技术人员去了俄罗斯现场，然而法国方面并不认可这两个人，也不把他们两个当成正式的工作派遣的员工看待。法国人dinner以后如果有吃剩下的食物就拿回来给这两个人吃，如果没有就不给他们吃了。这样的做法让中国人丢人丢到外国去了。这么做的目的，一是掩盖违法辞退翻译（指我）的事实，二是企图以此行为维持“分包商”的地位，三是可能尚彪在我离开后还想从法国人那里吃空饷每月拿一万块的翻译费，因为尚彪本人是派出所的《垃圾人》特务，按照许长江暴露出的信息，尚彪的工资也不会超过２５００块／月，许长江和尚彪还是在上海，而谷都派出所（广东省中山市三乡镇）的警察、特务们的工资都只有一千多，因为他们是垃圾中的垃圾嘛，哪个单位会给垃圾发多高的工资？！
可是法国人并不是傻子，法国人必定要求翻译到达工作现场才肯支付翻译费，并承认“上海公司”的分包商资格，这是非常合理的要求，逼得尚彪出此下策在没有翻译陪同的情况下把那两个无辜的同事派到俄罗斯去“受罪”；法国方面没有看到翻译也就不承认这两个同事的工作派遣身份，不给饭吃也就顺理成章了。特务尚彪的做法是丢了全体中国人的脸，更丢了中共政权的脸，反正特务们就是不要脸。
我从俄罗斯回国之后见过一次尚彪，尚彪当时的表情很尴尬，当时我想怎么这个“总经理”的表情是这样的？！其实，尚彪是年龄比较大的特务了，以他在公安派出所工作多年的经验，他当时心里就有数，他们这里所有的特务做过的所有迫害我的坏事总有一天都会暴露在我眼里。他当时是有点没脸见我，而又不得不见到我的表情。
六、【集中“掺沙子”，特务知多少】
特务总经理尚彪打入《法孚》公司后大量招聘“员工”，实际的工作量并未增加。以前公司的员工总数是42-43人，建制完整，人员精干。尚彪入职后半年时间里公司的人员总数已经超过一百人了，实际上新招收的数量已经超过原有的雇员了。这些后来才招进来的“员工”并未对应相应的工作量，也就是没有需要他们完成的正常工作，毋庸讳言，这些人都是有意放进来的狗特务。
有人说哪有这么多甘当特务的渣子呀！为了害你一个人而安置这么多所谓的特务？！你有这么重要啊？！不是这么简单的，我把这个事情说清楚了，大家也就明白了。
中国的社会渣子很集中，都在派出所，从而被中共制度所用——充当狗特务，由中共制度统一调配、专门害人，成为中共制度的一部分。全国有90000多个派出所，全国联网，所以这些渣子-特务们是一个整体，他们害起人来不局限在一时一地，既是统一行动，又根据具体情况而不同。比如说，那时是为了迫害我而大量打入《法孚》，迫害我之后可能又转战其他公司或地方，去害别的受害人了。我离开公司几年后，经过核实知道，与我同时期的“雇员”超过50%都离开了，也有些特务留下了，可能是处理善后用的，也可能换进来新的特务班子用于迫害新的受害人。我用很简单的沟通技巧就证实了那些人的离开。而我作为受害人只能写我看到的具体迫害行为，而无法知道全盘的迫害情况。至于特务们再去害谁，那情况又不一样，我就没法见证了，也没法谈了。任何单个的受害人都无法知道共产党用这种卑鄙的手法害了多少人，也无法看清共产党制度害人的全貌。共产党就是这样害人的！共产党的整个制度是为害人存在的，这样卑劣的制度是全人类的耻辱、全人类的教训！共产党的制度是变异人类的产儿，天理不容。
真相大白啦！我写出了多少丧失道德底线的变异人——狗特务，如果不是亲身经历我都难以置信，但这确实是我的真实经历。
这么多特务打入公司，打着公司的旗号作了这么多迫害我的事情，《法孚》公司都说不知道吗？《法孚》公司从一开始就很清楚这些特务是从哪来的、来干什么。《法孚》是在主动配合共产党制度害人犯罪，客观上起到了掩盖中共制度性害人犯罪的作用，这样的掩盖是卑鄙的和无耻的。
附：《谷都派出所不要脸，共犯更不要脸》
图片说明：
卧底特务的护照扫描件：许长江，杨国弟（老杨），宋书兴；第一张照片：许长江，第二张照片：宋书兴（左）和杨国弟合影
因为我工作期间要为他们办理签证，所以对护照扫描件做了多份备份，被强制失业迫害而离开公司时我本人都忘记了这些备份。多年以后我在清理文件的时候才发觉这些文件，此时全国联网的公安派出所系统和卧底特务们已经彻底暴露在我眼里了，所以我就把这些文件公布出来。
我被强制失业时，宋书兴（公开身份总监）曾经要求我删除所有电脑中储存的跟公司有关的数据，借口是“信息安全”和“公司规定”，事实上我从没看到公司有这样的规定，也不涉及信息安全的问题，现在看来他的目的就是删除这些特务的个人信息。这也证明他们当时就知道他们是在犯罪（迫害好人），并强制受害人（指我）销毁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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