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

图片

搜索此博客

显示标签为“ставрополь”的博文。显示所有博文
显示标签为“ставрополь”的博文。显示所有博文

2015年6月7日星期日

占据外企高位的中共特务蔡淑超、尚彪的违法搞破坏的事实


占据外企高位的中共特务蔡淑超、尚彪的违法搞破坏的事实

 

法国法孚集团(www.fivesgroup.com,以下简称“法孚”)的人力资源总监蔡淑超和总经理尚彪(音)是打入外企内部搞破坏的中共特务。蔡淑超、尚彪是中共地下党员,他们打入外企内部假意对外企好,破坏是真的,他们占据外企高位从内部直接破坏外企用人、违法辞退外企雇员。

经过公开招聘、面试合格后,本人于20082月进入法孚工作,签订劳动合同,工作岗位俄语翻译。合同履行期间,本人按公司规章制度及上级分配的任务进行正常工作,本人无任何过失,工作10个月后我被蔡淑超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并在不给办理合法手续的情况下被赶出公司,我本人未被允许签署任何一份关于终止劳动合同的法律文件。至于蔡淑超为了掩盖其违法辞退翻译(指我)的犯罪行为,向法国总部编造假情报、搞内部欺骗的具体情况不详,因为我作为受害人连知情权都没有,我也没有说话的地方。但是,基本事实是法国法孚从未辞退我,是中共特务违法破坏我的工作。

从工作中观察到的一些现象证明蔡淑超不是一个人,蔡淑超的违法行为并非个人行为。蔡淑超是中共政府既定政策的执行者之一,即她是中共派遣打入外企,专门在外企内部搞破坏的特务。在华外企内部还隐藏着多少这样的地下工作者?!

我作为受害人没有教训可言,我的人生也没有遗憾。像蔡淑超这样的中共特务在迫害好人、破坏外企用人的过程中把它们自己的和中共政府的流氓本性暴露无余。

 

一、我的入职程序合法,我堂堂正正入职外企,我的工作有益于中国社会;

 

20082月,经公开招聘、面试合格后我入职法国法孚集团“斯坦因(上海)工业炉有限公司”(FIVES STEIN (SHANGHAI) INDUSTRIAL FURNACE CO.,LTD,以下简称“上海公司”),公司地址:上海市宝山区蕰川路1398号。我的工作地点是上海和俄罗斯的斯塔夫罗波尔州,项目名称:俄罗斯“YugRosProduct”公司浮法玻璃生产线热端,250/日。我的职位是俄语翻译(生产线建设现场),承包商- 法孚,分包商-上海公司,我做的具体工作是在分包商“上海公司”在国外项目上(俄罗斯境内)现场翻译,就是为“上海公司”外派的指导专家做现场翻译。我是法国总部的代表直接面试的,我的工资由法国方面单独结算,并签订了劳动合同,给我的proposal上有法国代表的亲笔签名和“上海公司”的公章,这些有效的法律文件我保留至今。

“上海公司”是法国(法孚)独资公司,而法孚集团在法国有140多年的历史,法孚于2007年中收购了“上海公司”的全部股份,成立了法孚独资的“上海公司”。我们工作项目的地点位于俄罗斯高加索地区,属于俄罗斯的欧洲部分,中国人去现场指导欧洲人的工作,这在法孚140多年的历史上是第一次,我想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也是第一次吧。法孚由此确认了“上海公司”的分包商地位,使中国人成为国际竞争和合作的主体的一部分,处在关键岗位上的我在法孚的工作是有益于中国社会的。

如果我们这第一次的工作效果好,那么将来另一个钢铁厂项目(俄罗斯境内的)也不成问题,因为法国方面已经把合同签了,并把“上海公司”初步确定为分包商,到时候我这个翻译还可以去那个项目上工作。因为法国方面已经把合同签了,因此我的工作岗位是长期需要的。   

 

二、辞退程序违法,未办理任何必要的合法手续就把我赶出公司,我是无法申诉的受害人;

 

200812月底,我刚从俄罗斯回国,就被蔡淑超赶出公司,没有为我办理任何合法手续,只让我签了一个退还文具和文件的清单,这个清单只为“上海公司”内部记录使用,没有法律效力,也不给我本人。就算是按照中国现行的《劳动合同法》的规定,辞退是有法定程序的,要依法依规办理辞退,中共的特务连本国的法律都不遵守。

蔡淑超给出的理由是“项目无限期延期,不再需要翻译”。但事实恰恰相反,项目并未延期。由于核心技术完全属于法国方面,即使没有“上海公司”参与,法国方面依然有能力组织正常的工作使得生产线按计划竣工。此生产线在稍后顺利建成,并投入正常生产,详见视频:http://r-glass.ru/video/view/1。建成的生产线很漂亮,即使我无法全程参与也感到开心。这也使得“无限期延期”说法根本站不住脚。

蔡淑超给出的理由与法孚最初传达给我的“长期需要”翻译的信息也是相反的。蔡淑超根本不是在执行法孚的用人原则。是什么原因促使蔡淑超在法孚的高位上违背本企业的原则,干着破坏法孚用人的事情,除非她根本就不是法孚的人,而是中共派进来的特务,破坏外企用人才是她真正要完成的“任务”。由于我的离开、即关键岗位的人员变动法孚也没有给“上海公司”继续分包后续的项目,不再承认“上海公司”的分包商地位了,只是从中国购买廉价的设备和材料而已。

没有允许我签署任何一份终止劳动合同的文件,至于蔡淑超为了掩盖其违法辞退我的犯罪行为,向法国总部编造假情报、搞内部欺骗的具体情况不详。没有合法手续的我也就无法申诉了,我是无法申诉的受害人,我连知情权都没有,我也没有说话的地方。但是基本的事实是,法国法孚从未辞退我,中共特务违法破坏了我的工作。

 

三、工作中暴露出中共特务和正常的外企雇员的不同之处

 

蔡淑超并不是单兵作战。我在工作中还发觉了一些行为异常的雇员其实也是中共特务,他们打入外企内部、占据不同职位、里应外合,既破坏外企用人,又迫害正常的外企雇员。在华外企内部各级各类职员中还隐藏着多少中共地下工作者?!

 

1  空降的总经理尚彪也是中共特务:勾结税务局罚款和变相逼捐;

 

2008年的5-6月间,尚彪忽然空降到“上海公司”担任总经理,原有的总经理黄XX被移到副总位置上。据说尚彪是部里下来的,还没有退休。在职的中共政府干部在外商独资企业里担任总经理,听起来就不合法。至于尚彪的具体来历语焉不详,尚彪就是所谓的秘密工作者、中共地下党员吧!

20087月税务局进入公司查账并罚款;中国通常是这样,查账的目的就是罚款,在这里罚的是法国人的钱。至于罚款的法律依据和程序是不给正常雇员知道的,也从未公布。此事发生在尚彪入职后仅仅一个月,尚彪一来就迫不及待搞破坏了。

512大地震过后不久。在尚彪的“要求”下,每个人都要捐款,多少自己看着办,明确说出将要送交红十字会。这些年来曝光红十字会是中共政府的外围组织,那么这次逼捐实际上是胁迫外企雇员给中共“进贡”了。捐款时现场有摄像机录下了每个人捐款的全过程。我在受胁迫情况下被迫捐了200元,我是出钱最少的人之一了。当时,公司有个总工在外地出差,要五天以后才回来,本来大家都以为他幸运的躲过去了,没想到那个捐款箱在会议室一直摆了五天,给那总工留着呢,一直等到他回来把钱扔进去才算完,尚彪的做法可以算作是“雁过拔毛”了。

看尚彪上任初期的行为已经是在为中共捞取利益,并迫害外企及其雇员。

 

2  利用正常工作专门为外企雇员(指我)设计多个陷阱;

 

从我得到的待遇看,法孚对我的工作是满意的。但是我在工作中的确发现一些陷阱,看起来是专门为我设计的。根据我的经验判断,这些陷阱不可能是法孚搞的,因为我是法国方面录用的,法国人不可能害自己的人吧!把自己人搞臭了、打倒了对企业有什么好处呢?所以只可能是打入法孚内部的中共特务们打着外企的旗号迫害外企雇员。

 

     造谣先行 造谣艾滋病,并把责任推给俄罗斯领事馆;

 

按工作计划我们需要办理签证赴俄罗斯现场工作,这本来是非常正常的工作安排,而中共特务就利用了这个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表演了一出造谣及栽赃我有艾滋病的闹剧。

20087月我被公司管理层告知要想办理赴俄签证必须提前体检,而体检的项目里包括“艾滋病检测”。当时在场的几个同事大哗,哪有这样的规定呀?而公司一再强调这是俄罗斯方面的规定,凡是申请俄罗斯签证的必须持有“没有艾滋病”的检测报告,不然就不受理你的签证申请。还说指定体检的医院是“上海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地点:上海金浜路15号(原哈密路1701号)。我记得,当时整个办公室都很疑惑,我就拨打了俄罗斯驻上海领事馆的电话询问相关规定,领事馆人员回答说“这是你们国家(指中国)的医院规定的,不是我们说的”,还说“我们(指俄罗斯)没法指定你们国家的医院,都是你们自己国家(指中国)的政府指定的”。你看看这不就对不上号了!!我当时就感到奇怪,怎么公司高层说的话和俄领馆说的话完全相反! 我收到检测报告后去领馆递交材料的时候人家果然拒收这个艾滋病检测报告,还拒收了健康证和一张很大的X光肺片;签证官甚至连看都没看一眼这些体检材料,因为俄罗斯方面根本没有要求过任何体检,因此这份检测报告和健康证至今还在我自己手里,而没有作为申请材料被俄领馆留存。中共特务趁我出国的机会组织了一次强制体检,大有不检出点毛病不罢休的势头,还把这不合理的强制检查的责任推到俄罗斯领事馆的头上。

体检时抽了两大管血,可见检测项目之多,除了“艾滋病”项以外,还有“梅毒初筛”“乙肝表面抗原”“丙肝抗体”“结核抗体”,甚至还有一些毒品的检测,如“吗啡MOP”“安非他命AMP”“可卡因COC”“大麻THC”“甲基安非他命MET”,大概还栽赃过我吸毒?当时,都说是必检项目,现在看来这些都是栽赃的项目,栽赃的病还真不少哈!就是巴不得我早点死呢。

这幕闹剧可以核实的环节是很多的。能查到俄罗斯领事馆(上海)电话录音的可以查一下,看我当时是不是打过这样的电话,他们当时是不是这样回答的。我当时是用俄语问的,俄国领事馆是用汉语回答的,我想是因为这是为俄方免责的重要回答,他们必须要用汉语(我的母语)说的很清楚才行。也可以去那家医院咨询一下,有没有强制检测艾滋病这一说法,还是出于什么原因和目的才检的。还可以直接打电话去公司问问,核实一下是不是真的发生过这么一出闹剧。反正很多细节都是可以核实的。

顺便声明如下:本人正直,善良,成熟,稳重;作风正派,身体健康、品行端正、人格健全;专业出身,水平足够;大忍之心,大德之士。

 

     针对专业水平设计圈套贬损外企雇员个人;

 

按工作计划,200810月我们赴俄罗斯现场,为期3个月。我们小组包括我在内一共三个人,我是翻译,早就确定下来了,另外两个人是班子定的还是什么人定的我就不知道,我们这个小组出国之前一次会都没开过。另外两个成员,一个是退休反聘的原秦皇岛耀华玻璃厂车间党委书记老杨,一个是尚彪的心腹许长江,此二人赴俄的职务是现场指导专家。我当时想,我们出发前一次会都没开过,总该碰个头在一起说说话再出发吧。出发前一天(2008104日),我和老杨在办公室等了许长江一天,他都没出现。到了晚上八点许长江给我打电话,听起来他是喝醉了,他说,现在他有时间可以到办公室谈谈。我就跟他说“算了,太晚了。”2008105日一早我们一行三人就出发了。此时,许长江坚持要提前两个小时到达机场,我们都认为没必要,提前一小时就足够了。许长江为什么对我们之间的交流很回避,而对去机场很积极?

这次行程确实遥远,需要在莫斯科转乘航班才能到达工作地点。具体路线是:上海-莫斯科,航班号SU5282008105日);莫斯科-矿水城,航班号SU 7852008106日);俄罗斯航空公司aeroflot(俄语:аэрофлот)联票。我们105日早上从上海出发经过10小时的飞行晚上到达莫斯科。106日早上从莫斯科飞往矿水城(г. Минаральные воды)。其实,斯塔夫罗波尔(г. Ставрополь)比矿水城离我们的工作地点更近,我当时很疑惑,为什么选了远一点的机场落地呢?因为着陆以后的车程多了俩小时。

同样,订联票也没有通过我,是什么人订的票也没给我知道。SU785是从莫斯科飞往土耳其的航班,我们三人必须在中途下机,也就是我们的目的地矿水城(г. Минаральные воды)下机,否则就会飞到土耳其。出发前我的准备工作做的很充分,航班信息我都了然于心,但是并没有跟许长江和老杨提起我做了多少准备工作,因为他们两个根本没兴趣问我,许长江甚至连碰头会都不来参加。快要降落的时候,SU785的一个空姐碰巧停在我们的座位附近,这个空姐是白种人,高个,亚麻色头发。许长江就说你(指我)问问她我们什么时候到?,我就说:马上就到了,还用问吗?许长江坚持让我问空姐几点钟到矿水城。我就想再确认一下信息也无妨,但是,当问答开始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件事不是这么简单了。(以下对话为俄语译文)

我:“请问,几点钟到矿水城机场?”

空姐:“我们的航班将先降落一次,然后再起飞,再降落。”

    我:“我问的是,到矿水城是什么时间。”

空姐:“我们的航班将先降落一次,然后再起飞,再降落。”

    我:“那我们几点钟到矿水城呢?”

空姐:“我们的航班将先降落一次,然后再起飞,再降落。”

    我:“这一站就是矿水城,对不对?”

空姐:“我们的航班将先降落一次,然后再起飞,再降落。”

我:“我问你这一站就是矿水城,对不对?”

空姐:“我们的航班将先降落一次,然后再起飞,再降落。”

 

这时,我察觉到这空姐是故意的,但是她的目的是什么呢?原因又是什么呢?我当时来不及想,就直接问了旁边的几个乘客,我刚张开嘴的时候,几个乘客就主动告诉我了“这站就是矿水城站”。原来,我跟空姐过招时,人家都早已经听懂了。我们下了飞机后,那个空姐还从机上探出头来看我们,似乎在给什么人使眼色。

这个空姐显然是针对我来的,表面上看是回避我的询问,甚至给出误导信息,实际上显然是要否定我的俄语水平,企图“制造”一个事实证明我说的俄语她听不懂,导致下错飞机的“重大工作失误”。但是,她忽略了一点,飞机上很多乘客都是俄罗斯人,他们都能听懂我说的俄语,为什么独有她听不懂,这明显是个失败的圈套。这个空姐的这种做法显然不是个人行为,她目的明确,手法熟练,显然是有所准备而为。看事情本身,空姐没可能成为受益人。因此,可以确定是有人组织了这个圈套,空姐自愿被人当枪使。动用空姐做这样的事情需要俄航管理层插手指派她这样做,而勾结俄航的管理层人员至少需要动用中俄双方官方层面上的关系,许长江显然不是这种手眼通天的人。对于此事的操纵动机和手段,我曾经疑惑了一段时间。在俄罗斯现场工作期间,许长江和老杨多次提到信义玻璃工厂的建设情况,非常自豪。我当时没多想,一个人对自己干过的工程项目感到自豪这很正常,我不会多想。几年后我在海外的媒体上得知信义玻璃的老板李贤义是新任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的亲家,我才恍然大悟,老杨和许长江不是在对过去的工作成果感到自豪,而是表明他们和高官有关系,也就表明了总经理尚彪的后台是张高丽这条线。这样就合理多了,以这样的关系网,通过航空公司安排这样一个圈套那真是小菜一碟了,怪不得那空姐那么卖力气,怪不得舍近求远选择了这条航线,怪不得许长江那么积极去机场,他早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事。

在俄罗斯工作期间,许长江多次否定我的水平,最后我实在忍不住了就说,你根本不懂俄语,你怎么知道我的俄语说的好不好呢?俄语里有一个颤音很难发,这一点在全世界的语言圈子里都是知道的,但是我的发音很好,比当地的俄罗斯人发音更清晰,许长江就说,俄罗斯人现在都不发这个音了。我觉得又生气又好笑,俄语是联合国的工作语言之一,是一门传统的语言科学,你许长江算什么,还想改一改别人国家的语言吗?后来他又让我写点俄语材料,企图从俄语文字水平上否定我,他没想到我写出来的俄文,俄罗斯同事当场就说“Красиво пишет”(写的漂亮)。文字材料大概写了几次吧,包括手写和电脑打字。俄罗斯方面给的评价都很高,许长江大跌眼镜,因为他根本就无法从专业水平上否定我。

11月总监从上海到俄罗斯现场视察的时候,许长江汇报说我水平差,空姐听不懂我说的俄语,险些把他们两个人领到土耳其去上班。看看,暴露了吧!许长江事先知道SU785的停靠站和到站时间,他什么都知道,那还坚持要求我问那个空姐干什么呢,这目的不是昭然若揭嘛。我就说:“如果说我俄语水平不行的话,为什么机上的很多俄罗斯乘客都听懂了,唯独那个空姐听不懂?”这件事甚至在回国后人力资源部经理也提起过,我也是同样的回答。这后两次的渲染“空姐事件”,更证明了这个圈套是中共特务们大费周章搞出来的,即便是个失败的圈套,也要拿出来反复栽赃。总监在俄罗斯现场视察期间,我们基本是一致行动的,即一起上班下班吃饭休息,其实就是一个工作小组。一天,在上下班的必经之路上,许长江忽然指着一家店对我说“你看看招牌上写的什么(俄语)?”我看了一眼说“手机”。许长江立刻精神起来说:“你错了,你俄语水平差。”我正在诧异之时,许长江说“我虽然不懂俄语,但我猜这家店是卖儿童玩具的。”我:“这个是靠猜的吗?”许长江说“不信咱们就进去看一看,我要让你知道你水平有多差。”我们进去一看这家店果然是卖玩具的。这时,许长江当着总监的面让我承认俄语水平不行,搞错了。我觉得又好气又好笑,就跟他们说:“其实,这很容易理解,这家店以前是卖手机的,后来改卖儿童玩具了,但是牌子还挂在上面,这种情况在现代社会是很常见的。你问我牌子上写的什么而不是问我实际上这家店是卖什么的。”总监听到这里哈哈大笑。我还让他们把招牌拍照拿回国给其他懂俄语的人看,到底写的是什么,我是不怕较真的。这次许长江又没得逞。但是许长江怎么能“猜”出来店里是卖什么的,还是他提前来看过,或者这又是一个圈套,真实的原因谁知道呢。

 

     占据高位的中共特务歇斯底里式的流氓行为 - 从我的工资里抽成75%

 

就这样,很快就到了12月,快要回国了,许长江依然没能否定我,看起来已经不可能否定我了,因为我在当地工作的时间越长,越熟悉情况,语言水平发挥的越好,工作效果越好。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回国之前几天,许长江跟我聊天的时候建议我把自己的工资降低到2500RMB/月,以便成为长期员工,我当时的工资每月一万。我怎么听都觉得是在害我,哪有这样降薪的?我工作干的好好的,忽然间把我的工资降低了四分之三?而当时的对话我都记得很清楚呢。

我:“我这个职位是法国总部单独结算工资的,凭什么你说降工资就降工资呀,我干的好好的,上海公司也没理由降工资呀。”

许长江:“不用公司降你的工资呀,你自己下来。”

我:“什么意思?”

许长江:“公司不是有一些打杂的行政职位吗?就像张甜干的那样的工作,张甜也只有2500的工资,人家加上社保和公积金不比你的工资低。(2500不比10000低,这是什么逻辑?)你自己不当现场翻译了,去打杂,工资自然就低了。这得你自己去申请。

 

哦,要降我的工资,我还得自己下来。这是什么样的流氓手段呀。

我们的薪水数目向法国“法孚”报告并获承认;“法孚”先付款到“上海公司”账面,再由“上海公司”向员工发放。比如我的工资是“法孚”付款给尚彪(“上海公司”)10000RMB/月,尚彪再发给我的时候只给2500RMB/月,那么大概占我工资3/4的部分就被尚彪扣留了,实际是抽走了。实质上是变着法的从法国人兜里掏钱,以人民的劳动报酬为借口,但是并不真正付给人民应得的数额。这样就比较清楚了特务们起初想要设圈套否定我的水平,说我不值那么多钱,那么他们抽走75%就找到合理的“借口”了;当狗特务们发觉实在否定不了我的专业水平以后,就想骗我自己说愿意下来,这样等于“自愿被抽成”,以便给法国方面一个体面的说法,实际上是用骗来的“本人(指我)自愿”再骗法国人并堵住法国人的嘴,以连环骗局、双面骗局搞特务破坏活动。

上述几个陷阱都是针对我本人的岗位和工作性质专门设计的,可以说一计不成又生一计,根本不让受害人(指我)有喘息之机。这从一个侧面说明,特务是一套完整的班子按照既定政策搞迫害,需要时他们都可以动用政府资源,而不是个别人偶尔使坏。

 

3、疯狂扩招员工的目的是用“掺沙子”的方式打进来更多中共特务,挤兑、取代正常外企雇员;

 

尚彪打入法孚后大量招聘“员工”,实际的工作量并未增加。以前公司的员工总数是42-43人,建制完整,人员精干。尚彪入职后半年时间里公司的人员总数已经超过一百人了,实际上新招收的数量已经接近真正的外企雇员的二倍了。这些后招进来的“员工”并未对应相应的工作量,也就是没有需要他们完成的正常工作,毋庸讳言,这些人都是尚彪放进来的狗特务,他们以“掺沙子”的方式打入外企雇员内部,他们的工作就是盯死外企雇员啦。 

这还是装作正常办公的状态下中共特务对外企的控制,都能做到两个特务盯住一个正常雇员,也就是说每个外企雇员身边至少有两个“钩子”。在地球上除了中共统治下的中国,还有哪个正常人类的国家会这么干。

 

4、 尚彪设法掩盖蔡淑超违法辞退我的事实真相,中共特务根本不在意中国人的感受;

 

我离开后尚彪在2009年初派出了两个根本不懂俄语的技术人员去了俄罗斯现场,然而法国方面并不认可这两个人,也不把他们两个当成正式的工作派遣的员工看待。法国人dinner以后如果有吃剩下的食物就拿回来给这两个人吃,如果没有就不给他们吃了。这样的做法让中国人丢人丢到外国去了。这么做的目的,一是掩盖违法辞退翻译(指我)的事实,二是企图以此行为维持“分包商”的地位,三可能尚彪在我离开后还想从法国人那里吃空饷每月拿一万块的翻译费。可是法国人并不是傻子,法国人必定要求翻译到达工作现场才肯支付翻译费,并承认“上海公司”的分包商资格,这是非常合理的要求,逼得尚彪出此下策在没有翻译陪同的情况下把那两个无辜的同事派到俄罗斯去“受罪”;法国方面没有看到翻译也就不承认这两个同事的工作派遣身份,不给饭吃也就顺理成章了。

尚彪的做法是丢了全体中国人的脸,更丢了中共政权的脸,为了达到破坏外企用人和迫害外企雇员的目的,完成中共高层委派的破坏任务,尚彪之类的狗特务根本置中国人的尊严于不顾、不惜一切代价。

 

 

受害人(指我)在明,加害方(指中共)在暗。受害人只能从事实入手考虑问题,而无法知道加害方用于迫害我的邪恶计划究竟是怎么样的。只要共产党的制度还在中国存在,只要共产党认为需要迫害你,这些犯罪行为就会加害在无辜者身上。

占据外企高位的中共特务根本不在意中国人的感受;我只是不大清楚,被中共特务们这样一折腾,法国人会作何感想?!

 

 

唯有铲除万恶的共产党及其体制才能彻底杜绝这种犯罪。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中国人彻底抛弃中共的邪恶体制是完全可行、非常安全和容易办到的。“三退”保平安;“三退”就是自愿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中共所做的一切罪恶都与已经退出的人无关,这是肯定的,也很容易理解;天理给中共的所有恶报与你无关了,自然你就会得福报,这也很容易理解。

三退的具体方法有二:第一,你可直接登陆网址:http://tuidang.epochtimes.com/;按照网站上的指引自己办理三退,此网址需要翻墙软件才能浏览;第二,如果你无法登陆以上网址也不用怕,我可以帮你退,你回复这个邮件我就帮你退,回复时请写:化名(您自己喜欢的);想要退出的组织:党--1;团--2;队---3;想说的话(如有)。比如:紫莲,1,(抹去邪恶兽记,选择美好未来);不必告诉我您的真名,匿名、化名同样有效,对您个人来讲绝对安全。您可能说我思想中早退了,我也不交党费了。那都不算数。因为在那个血旗面前向天发毒誓时,您是说把一生、把生命都献给邪党了。所以只有正式的方式退出,有行为的表示,才能除掉这么大的毒誓,才能在天灭中共的时候保平安!

2013年12月3日星期二

Лично пережитое: французский консорциум «FIVES» работая в Китае не хочет и не желает попасть в немилость властной Компартии Китая






Лчино пережитое: французский консорциум «FIVES» работая в Китае не хочет и не желает попасть в немилость властной Компартии Китая
 

 



Это моё собственное пережитое. Я была свидетелем всего этого. Я хочу рассказать, чтобы люди узнали о моей работе, проблемах и о "подводных камнях", с которыми мне пришлось столкнуться.


 


хорошее начало: Меня приняли на работу во французское предприятие, обладающее более 140-летней историей

В феврале 2008 года пройдя интервью меня приняли на работу в компанию " ФАЙВЗ СТЭН (Шанхай) промышленные печи, Лтд" (FIVES STEIN (SHANGHAI) INDUSTRIAL FURNACE CO.,LTD)(именуемое в дальнейшем «Шанхайская Компания»), которая является филиалом французского консорциума FIVES (www.fivesgroup.com ) (именуемое в дальнейшем «французский FIVES»). Адрес: КНР г. Шанхай, район Баошань, про. Вэйчуань, д.1398. Мои рабочие места: Шанхай и Ставропольская облаласть. Наименование рабочего проекта: производственная линия - флоат стекла 250 т./сут. для ОАО "ЮгРосПродукт" в России. Моя работа – переводчик. Обязанности: осуществлять перевод в России, на строящейся проводственной линии.  Заказчик: «французский FIVES», субподрядчик - «Шанхайская Компания». Я буду работать переводчиком для экспертов «Шанхайской Компании», работающих в России. Я прошла интервью с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ями французской стороны и подписала трудовой договор. Моя зарплата будет рассчитываться отдельно от французской стороны.

«Шанхайская компания» является предприятием полностью основанным на французском капитале. Фирма «французский FIVES» существует во Франции уже более 140 лет. в 2007 году «французский FIVES» приобрела акции «Шанхайской компании», чтобы стать полноправным хозяцном «Шанхайской компании». С 2008 года «французский FIVES» начал передавать «Шанхайской компани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проекты: Проект постройки производственной линии стекла в России, проект завода в Турции, проект завода в Индии. Так же сообщили, что после этого проекта, будет ещё проект для металлургического завода в России, с которым был подписан контракт. Данный проект тоже может быть передан «Шанхайской компании», но это будет позже. Вышеперечисленные проекты заключены непосредственно «французским FIVES» в Европе и переданы «Шанхайской компаниии», как субпорядчику. Одновременно с этим шли переговоры по  приобретению пакетов акции «Шанхайской компании». После подписания контракта, Французская сторона передавала проект в Шанхай, где выполнялись все необходимые работы: готовилась проектная и строительная документация, чертежи, проводились торги по закупке  оборудования и строительных материалов, контролировалось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о объектов, то есть, в Китае выполнялись все работы по контракту, исключая только применение запатентованных технологий, принадлежащих французской стороне.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новая «Шанхайская компания» имела все для успешного старта, а также хорошие перспективы дальнейшего развития.

 «Французский FIVES», одна из мировых лидеров среди технологических компаний, поэтому в Европе у него есть проекты.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е «Шанхайской компании», с дешевой рабочей силой, делает реализацию проектов очень выгодным бизнесом. То есть, Специалисты строительной области и переводичик (разумеется я), обходятся компании намного дешевле, чем французские сотрудники на эквивалентных должностях. Из-за многих факторов, таких как курсы валют и прочее, зарплаты китайским сотрудникам, выплачиваемые  иностранными компаниями гораздо выше, чем в отечественных китайских предприятиях. Так образуется полезное взаимовыгодн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для обеих сторон. Думаю, что французская сторона добросовестно соблюдала условия контракта, а китайская сторона всё же экономила. Огромный 140-летнний опыт в управлении проектами с французской стороны является гарантией успешной реализации проектов и делает коммерческие риски в работе "Шанхайской компании" минимальными. В то время, я по-настоящему была рада тому, что я смогла попасть на работу в такую мощную компанию. Когда я пришла на работу в компанию, один из китайских руководителей сказал мне, что если мы сможем хорошо выполнить первый проект, то в будущем в России,  будет еще один проект для металлургического завода. Французкая сторона уже подписала контракт и намеревалась назначить нас субподрядчиком. Конечно, я бы хотела работать в этом проекте тоже. Услышав про это, я думала, что перспективы моего трудоустройства хорошие, я считала, что мне повезло.

После трудоустройства я узнала, что наше место работы в этот раз, находися в России на Кавказе, в Европейской части РФ. Китайские специалисты будут контролировать строительные работы, выполняемые европейскими рабочими. Такое разделение труда применено впервые за 140-летнюю историю «французского FIVES». Я думаю, в истории КНР это тоже было впервые. Для этого, беспрецедентного первого проекта, и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добиться хороших результатов работы, сотрудники «французского  FIVES»  сообщили, что спешка и некачественное выполнение работ на стройке недопустимы. При возникновении проблем, как можно подробнее информировать руководство. Подготовленный материал: документы и подробные фотографии, отправлять по электронной почте  в «Шанхайскую компанию», и по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и, главному инженеру «французского FIVES». После обсуждения возникших вопросов с руководством, можем решить проблемы с российскими рабочими на стройке. Заниматься такой работой  полезно вдвойне: не только заработываешь, но и повышаешь свой личный уровень, непосредственно общаясь с людьми. Контроль на месте исключает ошибки в своей работе. Взаимовыгодное для обеих сторон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плюс современные технологии в работе, позволяют китайцам стать важным звеном в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м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е.

 

II Замена генерального директора и её последствия: налоговые штрафы, добровольно-принудительные пожертвования, многократные попытки дискредитировать переводчика

В мае-июне 2008 года, «Шанхайская компания» неожиданно назначила нового генерельно директора. Старый директор стал зам. директором. Нового генерального директора зовут Шан Бяо. Говорили, что он гос. служащий, числится в Министерстве, пока не вышел на пенсию.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ь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бюрократии работает генеральным директором в иностранном предприятии, я не знаю насколько это правомерно. В июле 2008 г. Налогов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 провело аудиторскую проверку нашей компании и наказало нас штрафами. В Китае принято, если была проверка, должны быть результаты. Результатом аудита являются штрафные санкции, в данном случае - деньги французской компании. Проверка прошла через месяц, после назначения нового директора, что стоило призадуматься.

Шан Бяо пришел вскоре после сильного землетрясения, которое произошло 12 мая 2008 г.. По "просьбе" Шана Бяо, каждый человек должен сделать денежное пожертвование, сумму на свое усмотрение, кто сколько может. После сбора пожертвований, деньги отправят в Общество Красного Креста. Это объявили всем работникам. Из-за плохой репутации Красного Креста в Китае в то время, мы думали, что ничего путного из пожертвования не выйдет. Во время сбора пожертвований, каждого человека записали на видеокамеру. По различным соображениям, я пожертвовала 200 юаней, то есть, две  банконоты. Никто не пожертвовал меньше этого. Я была одна из тех, кто пожертвовал меньше остальных. Поступок Шана Бяо может расценено как "выщипывать не пропуская ни одной гуси". Во время сбора средств, главный инженер компании был в командировке в другом городе. Он должен был вернуться через пять дней. Мы все думали, что ему повезло и никак не ожидали, что ящик для пожертвований стоял в зале заседаний все пять дней, чтобы главный инженер после возвращения из командировки пожертвовал деньги. Только после этого сбор средств считался законченным.

В соответствии с планом работы, в октябре 2008 года, рабочая группа в которую я вхожу, отправилась на стройку в Россию, сроком на три месяца. В нашу группу входят три человека, включая меня. Кем определен состав группы, мне неизвестно. Наша группа не провела ни одного совещания перед отъездом за границу. Два других члена группы: Старый Ян, мужчина пенсионного возраста, секретарь парткома цеха на стекольном заводе Яо Хуа г. Циньхуандао; второй - Сюй Чанцзян. Он является доверенным лицом Шана Бяо. Они поехали работать в Россию, осуществлять руководство строительными работами непосредственно на месте стройки. Очень странно, что мы не провели ни одного совещания до вылета, по крайней мере, можно было собраться вместе и обсудить некоторые вопросы, а затем отправиться в путь. За день до отъезда (4 октября 2008 года), мы со старым Яном ждали Сюй Чанцзяна в офисе целый день, но он не появился. В 8 вечера Сюй Чанцзян позвонил на мой телефон. Мне показалось, что он был нетрезв. Сказал, что он освободился и может подъехать поговорить в офисе. Я сразу ответила ему, что уже слишком поздно. 5 октября 2008 г. утром мы отправились в путь. Сюй Чанцзян настаивал прибыть в аэропорт заранее, за два часа до вылета. Непонятно, зачем так рано. Думаю, что за один час до вылета является достаточно. Сюй Чанцзян уклонился от общения между нами, но мы зачем то очень рано поехали в аэропорт.

Эта поездка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дальняя, с пересадкой на другой самолет в Москве. Конкретные маршруты: Шанхай - Москва, номер рейса SU528 (5 октября 2008 г.); Москва - Минеральные воды, номер рейса SU 785 (6 октября 2008 г.). Авиакомпания "Аэрофлот". 5 октября утром вылет из Шанхая, после 10 часов полета посадка в Москве. 6 октября другой самолет: из Москвы в г. Минеральные Воды. На самом деле, г. Ставрополь находится ближе к нашему месту работы, чем г. Минеральные воды. Тогда я оставила вопрос открытым, почему они выбрали именно Минеральные воды? Зачем так далеко лететь ? Из-за этого, после посадки надо будет ехать на на автомобиле на 2 часа дольше, чем из Ставрополя.

Мне не известно кто бронировал наши билеты. Вообще, рейс SU785 летит из Москвы в Турцию, а мы трое выходим из самолета в Минеральных водах, где самолет делает дозаправку, в противном случае мы улетим в Турцию. Перед отъездом, я подготовила информацию о перелетах, но я не общалась с Яном и Сюй Чанцзяном об этом, поскольку они не были заинтересованы в этом. Сюй Чанцзян даже в офисе не появился. Перед посадкой, стюардесса рейса SU785 "случайно" оказалось около нашего ряда. Высокая, со светлыми волосами. Сюй Чанцзян сказал мне: "Ты спросишь ее, в котором часу мы прилетим?". Я сказала: "скоро уже прилетим, зачем ещё надо спрашивать?" Сюй Чанцзян настоял, чтобы я спросила стюардессу в котором часу мы прилетим в г. Минеральные воды. Я подумала, что ничего страшного, если ещё раз проверить информацию о рейсе. Когда разговор начался, я почувствовала, что, что то не так:

Я: "Простите, в котором часу мы прилетим в аэропорт г.

Минеральные Воды?"
Стюардесса: "Наш самолёт один раз совершит посадку, затем взлетит, а

             затем приземлится."
             Я: "Я спросила, в г. Минеральные воды будет в которому часу?"
Стюардесса: "Наш самолёт один раз совершит посадку, затем взлетит, а

             затем приземлится."
             Я: "В котором часу мы прилетим в г. Минеральные воды?"
Стюардесса: "Наш самолёт один раз совершит посадку, затем взлетит, а

             затем приземлится."

Я: "Этот город является г. Минеральные воды, не так ли?"
Стюардесса: "Наш самолёт один раз совершит посадку, затем взлетит, а

             затем приземлится."
Я: "Я спросила, этот город ​​является г. Минеральные воды, не  

так ли?"

Стюардесса: "Наш самолёт один раз совершит посадку, затем взлетит, а

             затем приземлится."

 

Я понимаю, что эта стюардесса умышленно не отвечает, но не могу понять почему? По какой причине? Тогда у меня не было времени подумать, и я решила спросила кого-нибудь из соседних пассажиров. Когда я только хотела раскрыла рот, они уже активно отвечали мне про Минеральные воды. Кажется, когда я "разговаривала" со стюардессой, люди давно уже поняли меня. После того как мы вышли из самолета, эта стюардесса очень странно выглянула из салона самолета, посмотреть на нас и, словно подмигнула к кому-то.
 
Стюардесса явно избегала меня, моих вопросов, я думаю, она умышленно не хотела отвечать на мои вопросы, словно она хотела дать понять, что уровень моего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настолько плох, что моя русская речь ей не понятна. Не думаю, что могла возникнуть какая-нибудь ошибка, например, мы не вышли бы из самолета. Но, она не учла, что многие в самолете были русскими, они смогли понять, что я сказала на русском языке, только она почему то не поняла меня. Я не попала на эту "удочку", догадалась, что тут, что то не так. Поступок стюардессы был явно умышленным, это было заметно. Думаю, что кто то решил подшутить, подговорил стюардессу, чтобы поставить меня в неловкое положение. Весьма оригинально. Некоторое время я размышляла, зачем подговорили стюардессу, какие были мотивы у этого поступка. Во время работы в России, Сюй Чанцзян и старый Ян, в общении неоднократно упоминали про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о завода для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стекла Синьи (в Китае), очень гордились, что работали там. Тогда я не думала чем вызваны такие разговары. Это нормально, когда люди гордяться за свои прошлые работы. Однако позже, я узнала от зарубежных СМИ, что начальник завода по производству стекла Синьи - Ли Сяньйи, сват нового вице-премьера Китая Чжана Гаоли, и я внезапно поняла, старый Ян и Сюй Чанцзян гордятся не за прошедшую работу. Они гордятся отношениями с высшим руководством. Стало понятно, Шан Бяо имеет поддержку со стороны Чжана Гаоли. С такими связями и возможностями, организовать "ловушку" в самолете не составит особого труда. Неудивительно, что стюардесса так убедительно старалась не выдать себя. Неудивительно, что бронрование билетов на самолет прошло без моего участия и был выбран такой странный маршрут.

Во время работы в России, Сюй Чанцзян много раз ставил под сомнение мою компетентность, мой уровень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В конце концов я больше не могла это терпеть и сказала ему: "Ты же не понимаешь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откуда ты знаешь, хороший или плохой мой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является сложным языком, это всем известно. Я считаю, что моё произношение очень хорошее, даже более четкое, чем некоторые "местные" люди, для которых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более близок. Сюй Чанцзян сказал, что язык изменился, российские люди сейчас не произносят некоторые звуки. Я одновременно и злилась и смеялась,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является одним из рабочих языков ООН, является традиционным в научной отрасли. Сюй Чанцзян не разбирается в русском языке, не имеет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ую квалификацию, чтобы комментировать разговорный язык. Затем он предложил мне написать русский текст, попытался найти ошибки в написанном, но никак не ожидал, что мою работу посмотрели русские коллеги и сказали: "Красиво пишет". Я несколько раз готовила текстовые материалы, писала от руки и набирала на компьютере. Российская сторона дала высокую оценку моей работе. Сюй Чанцзян просто не может ставить под сомнение мой профессиональный уровень.

В ноябре, когда главный инспектор из Шанхая в России, Сюй Чанцзян сделал конфиденциальный доклад, он упомянул про мой плохой уровень знания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Указал, что стюардесса не поняла этого переводчика (разумеется меня) и мы чуть не улетели в Турцию. Это неправда! Сюй Чанцзян конечно заранее все знал, время отлета и время прибытия SU785. Зная это, он настоял на том, чтобы я спросила стюардессу про это, а та сделала вид что не понимает меня. Я ответила: "Если мой уровень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настолько плох, почему другие русские пассажиры в самолете поняли меня, а стюардесса нет?" Этот случай даже упомянули после возвращения на Родину, перед начальником отдела кадров. Ему я ответила также. Это лишний раз доказывает, что "случай стюардессы" является неудавшейся ловушкой, результатом сговора. Хоть ловушка неудалась, меня ещё неоднократно пытались обвинить в плохом знании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В течение всего времени работы главного инспектора в России, мы с ним входили в одну рабочую группу и практически не расставались: вместе на работу, с работы, на обед. Однажды, по дороге на работу, Сюй Чанцзян вдруг указал мне на один магазин, и спросил меня: "Посмотри, что написано на вывеске (вывеска была на русском языке)?" Я посмотрела на вывеску и сказала "Мобильные телефоны". Сюй Чанцзян заметно оживился  и сказал: "Ты не права, твой уровень знания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низкий". Я была очень удивлена. Сюй Чанцзян сказал: "Хоть я не понимаю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но я догадался, что этот магазин продает детские игрушки. Я сказала: "Это загадка что ли?" Сюй Чанцзян сказал: "Не веришь? Сейчас мы можем войти и просмотреть, и ты узнаешь, как плох твой уровень знания языка". Мы вошли и увидели, в магазине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продавались детские игрушки. Сюй Чанцзян потребовал от меня признать, что мой уровень знания языка низкий. Я засмеялась, и сказала ему: "Собственно говоря, это очень легко понять, в этом магазине раньше продавали мобильные телефоны, а потом перешли на торговлю детскими игрушками, но вывеска всё ещё осталась висеть, такая ситуация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м обществе нередкость. Ты спросил меня, что написано на вывеске, а не спросил что они продают на самом деле". Главный инспектор услышал меня и расхохотался. Я даже предложила им сфотографировать эту вывеску над домом для других людей, которые понимают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чтобы выяснить что там написано. Я не боюсь проверок. Но как он смог "угадать", что продается в магазине, или он заранее побывал там. Возможно, это опять ловушка.

 

III Все больше и больше беззакония: зарплата переводчика составляет  десять тысяч юаней. Гендиректор хочет получать процент в семь тысяч пятьсот юаней; «Шанхайская компания» без увеличения объемов работ, наняла новых сотрудников

Наступил декабрь, сроко возвращение на Родину. Сюй Чанцзян всё еще не доволен чем то. По-видимому, он уже понимает, что невозможно все время ставить под сомнение мою компетентность. Чем дольше я работаю, тем лучше понимаю особенности русской речи, повышаю уровень знания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результаты работы, естественно, стали лучше. За несколько дней до возвращения на Родину, Сюй Чанцзян в разговоре со мной, предложил снизить мою зарплату до 2500 юаней/ месяц,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я стала долгосрочным сотрудником. В то время моя зарплата составляла 10000 юаней/месяц. Как бы ни было неприятно, я выслушала его. Я не поняла, как можно так просто снизить зарплату? Я хорошо работаю, и вдруг снизить на три четверти мою зарплату? Я хорошо помню этот диалог:

Я: "Мою должность, по зарплате, отдельно считает офис во Франции. По какой причине необходимо так сильно снизить зарплату? Я хорошо работаю, у «Шанхайской компании» нет никаких причин снижать  мою зарплату!"

Сюй Чанцзян: "Компания не причем, Ты можешь добровольно поменять на низкую должность".
Я: "В каком смысле?"

Сюй Чанцзян: "В нашей компании имеются многие другие административные должности. Например, Чжан Тянь, у неё только 2500 юаней зарплата в месяц. Она отчисляет в социальное страхование и общие запасные фонды, и имеет не ниже твоих доходов. (2500 не ниже 10 000? Что это значит?). Ты можешь уйти с должности переводчика и пойти на подручную работу. Зарплата естественно более низкая. Это тебе надо сделать добровольно."

Они хотят понизить мою зарплату, для этого я должна сама  поменять работу. Что это за хулиганство!!! Это незаконно.

Стоит задуматься, под руководством Шана Бяо компания начала сумасшедшие вербовки. Когда я пришла на работу в компанию, общее количество персонала составляло 42-43 человека, кадровая служба провела необходимые мероприятия, сотрудники были специально отобраны. По словам опытных работников, чтобы выполнять работы по вышеупомянутым трём крупным проектам, нет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и нанимать столько работников.

В течение работы нашей группы, общее количество персонала стало  более ста человек. Компания нанимала новых людей и снижала зарплаты. Суммы зарплат обсуждались с «французским FIVES» и при их согласии «французский FIVES» сначала выплачивает денежные средства «Шанхайской компании», а затем «Шанхайская компания» платит китайским работникам. Например на мою зарплату,  «французский FIVES» выплатит Шану Бяо («Шанхайской компании»)  10 000 юаней / месяц, а затем Шан Бяо просто выдаст мне 2500 юаней / месяц, тогда примерно 3/4 моей зарплаты будет удержанно Шаном Бяо. С зарплат других работников тоже могут быть удержанны  определенные проценты. Чем больше работников, тем больше может быть сумма удержанная Шаном Бяо. Легко понять, зачем компания в течение одного года нанимала большое количество работников без увеличения объемов работы. Именно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забирать деньги через большее количество людей. А во Францию докладывать, что все деньги выплачиваются нанятому персоналу. Но процент занимает 3/4 от всей зарплаты, это грабеж. Шан Бяо слишком жадный, а Сюй Чанцзян выступает в качестве его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я. Несложно догадаться, что он в курсе всей ситуации. Я пришла в команию ещё до того как пришел Шан Бяо. Французская сторона непосредственно принимала меня на работу, поэтому я знала сколько я буду зарабатывать. Только неумелые ловушки могли  скомпрометировать меня, с целью "доказать", что я не стою столько денег. Но их первая ловушка не удалась, потом, они организовали еще несколько других, но тоже неудачно. Они не смогли заставить меня добровольно поменять должность на другую,  нижеоплачиваемую. Не смогли забрать у меня 3/4 зарплаты.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я не стала частью их жульничества.

 

IV Я понимаю, «французский FIVES» не хочет, не желает навлечь на себя гнев руководства властной  Компартии Китая

 

Удержать 75%, вот их цель. Они пытались меня заставить добровольно уйти с должности, но их ловушки не удались. Чем дольше я работала, тем яснее мне становились их трюки. Я хорошо работала, почему я должна уходить? Я твердо решила, что не соглашусь на их условия, не соглашусь на снижение зарплаты, буду работать на прежнем месте. Шан Бяо, решил пойти на крайние меры. На следующий день, после того как я вернулась в Китай, он расторг трудовой договор, подписанный «Шанхайской компанией» со мной и согласно положению статьи 48 «О трудовых договорах» мне выдали компенсацию. По закону, неустойка выплачиваемая преприятием по расторжению контракта с работником, очень небольшая. Этот последний трюк, является самым тяжелым для меня. Они действуют в соответствии с законом. По сути, я ни в чем не виновата, меня неправомерно отстранили от работы.  Их темные дела так и остались скрыты после моего ухода. По крайней мере, многие коллеги в компании не знают конкретных обстоятельств обмана, не знают, что отчисляется определенный процент от зарплаты каждого сотрудника, гораздо больший, чем получает зарплату.

 











Когда меня отстранили от работы, сказали, что проект "заморозили" и больше нет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и осуществлять перевод. Так как все технологии принадлежат французской стороне, очевидно, даже в отсутствие «Шанхайской компании», французская сторона по-прежнему сможет организовать нормальную работу и сможет завершить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о производственной линии. На самом деле,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о производственной линии было успешно завершено, немного позже. Я видела фотографии этой линии: http://r-glass.ru/video/view/1 . Это также доказывает, что никакой заморозки проекта не было. Завершённая производственная линия смотрится очень красиво, и хотя я уже не могу участвовать в проекте, чувствую гордость от того, что участвовала в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е.

После моего ухода, в начале 2009 года, Шан Бяо послал двух техников, которые не понимают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на стройку в Россию. Французская сторона не одобрила работу без переводчика и не внесла их в список официально отправленных за границу  сотрудников. После ужина, если у французов оставалась лишняя еда, её приносили этим двум сотрудникам, чтобы они поели. В противном случае, они оставались без еды. Такая ситуация является вопиющей. Почему такое случилось? Исходя из опыта, Шан Бяо хотел еще получить пустые ставки от французов, взять десять тысяч юаней в месяц. Но французы не дураки, они обязательно проверят работу переводчика на стройке, прежде чем оплатить его услуги. Это очень разумно. Шан Бяо послал двух коллег в Россию, без переводчика, надеясь получить ставки для этих сотрудников и переводчика. Французская сторона не увидела переводчика, и не признала этих двух сотрудников, не выделила рабочих ставок, следовательно, не было выделено питание. Из-за поступка Шана Бяо, в лице китайских сотрудников все китайцы "потеряли лицо".

Коррумпированная кадровая политика КПК. Сказали увольнять, увольняют, даже для такого служебного положения, как гендиректор, сказали заменить, значит заменят. Назначат такие кадры, что даже самый лучший проект может рухнуть. Французы честно платят китайскому народу, но деньги не доходят до рабочих. Закабаление внутренних рядовых сотрудников, жонглирование деньгами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партнеров является практикой КПК. Можно сказать, что французы знали многие из выше приведенных фактов, но в интересах проект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предпочитали закрывать глаза на порочную политику властей КПК и на коррумпированность кадров. Понимаю, почему французы не хотели навлечь на себя гнев властей Компартии Китая.

Поведение французов выглядит как уступка. После того как я ушла из компании, в первой половине 2009 года в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х СМИ разгорелись горячие споры о том, почему были свернуты  иностранные инвестиции и какие будут последствия для Китая. Учитывая давление со всех сторон, «французский FIVES», вероятно, сохранит «Шанхайскую компанию» и продолжит импортировать из Китая дешёвые оборудование и сырье. Французская компания, добросовестно выполняющая контракты, была враждебно воспринята в Китае. Проще говоря, «французский FIVES» занимается серьезными ивестициями, но в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компании не заинтересована бюрократия КПК. Иностранные компании, работающие в Китае, делающие что-то хорошее, не получают поддержки, если в этом не заинтересована КПК. Складывается ощущение, что КПК не любит Родину, не любит народ, ставит себя выше национальных интересов.